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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文学泰斗----巴金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05年10月22日 点击数: 字体:

巴金的读书生活

    一个人一生读什么书,往往是他生命轨迹和思想轨迹的反映。作家巴金的读书生活更是如此。巴金一生著书,一生读书,著与读,几乎融为一体。而读先于著,大致可以从他读书的过程看出他思想演变的过程,著作则是其丰硕的结果。

    对于巴金来说,读书的过程就是思索的过程,思索生活和认识生活的过程。读与思,让巴金的思想得以发展,情感得以升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读书成就了巴金。

    敞开胸膛吸收

    巴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在地主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中间生活过相当长的时期。并且,自小就跟着私塾先生学立身行道、扬名显亲的大道理,但他为什么没有成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反而像鲁迅以其《狂人日记》一样,以其《家》向几千年的封建礼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清算?读书在此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诚然,巴金也与看门人、听差、轿夫、厨子做过朋友,对这些下人有很深的感情,曾躺在轿夫床上烟灯旁边听过他们不少动人的故事,但仅有对他们的不自觉同情远远不够。巴金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吸收潮水一般涌来的新思想。面对新的时代,尽管难免张皇失措,但他敞开胸膛尽量吸收。他从刘师复、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册子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也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的传记中吸取过精神力量,还喜欢读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尽管巴金后来认识到当时自己的思想浅薄与混乱,但正是大量的阅读,对新思想的广泛吸收,让巴金认识到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我们的上辈犯了罪,产生了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的思想,开始学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青年,到民间去。也许巴金最初并未准备做一个作家,只是想到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间去,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革命者,从《巴金的一个世纪》(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年谱式记载中也可看出,当时的巴金确实像一个职业革命家那样活动过,但他最后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立身于社会的。这个时期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情感积累,为他写出像《家》那样的成名作准备了坚实的基础。而读书,又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因素。

    用脑子思考

    巴金曾说,他十几岁读《说岳全传》时就有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秦桧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年轻的心不怕鬼神,想了几十年,在思路上遇到种种障碍,仍然要顺着思路前进,终于得到了解答。巴金就是这样,在思考中读书,在读书中思考,对于读书中遇到的问题,穷追不舍,咬住不放,哪怕一去几十年。他曾以自己的曾祖为例,赞扬独立思考的读书方式。这位曾祖十分服膺明代诗人、画家文徵明《满江红》词中笑区区一桧竟何能,逢其欲的观点。巴金认为,在大家叩头高呼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时候,他却理解文徵明,赞其诛心之论,痛快淋漓,使高宗读之,亦当汗下。巴金从这个例子引申出自己的结论:用自己的脑子思考,越过种种的障碍,顺着自己的思路前进,很自然地得到了应有的结论。巴金这里所言,我想关键在于能超越种种的障碍,舍此安能真正做到独立思考?巴金读书常常不读前言后记,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甚至对此加以提倡,对自己常写前言后记,比如《爱情三部曲·总序》那样一写就是两三万字的情形,进行反思。事实上,他的此类文字,总是越写越短,追求只要瞄准箭垛,一字更能诛心的效果。这说明,巴金读书不仅要求自己独立思考,也希望读者独立思考,包括读他本人的书的时候。

    在危难中不辍

    在巴金的读书生活中,有一笔需要大书特书,那就是他在危难中不辍读书,而危难中的读书,不仅给了他生命的希望之光,而且为他在思想上摆脱奴隶哲学提供了基础。

    在奉贤上海文化系统五七干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牛棚里的危难岁月,巴金偶然得到一本居·堪皮的汇注本《神曲》的《地狱篇》。按巴金的文学爱好,相较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作家,他更喜欢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左拉。然而,在危难中与但丁的偶然相遇,不啻在梅杜萨之筏上看到救命的樯帆。巴金像发现了宝贝,但因此书太厚,不便于在牛棚管理者(即无产阶级专政者)的眼皮底下携带,巴金便用一本薄薄的小练习本将《地狱篇》一曲一曲地抄好,抓住一切机会诵读。巴金后来回忆道:在地里劳动的时候,在会场受批斗的时候,我默诵但丁的诗句,我以为自己是在地狱里受考验。但丁的诗给了我很大的勇气。读读《地狱篇》,想想造反派,我觉得日子好过多了。在巴金的读书生活中,这也许是他第二次抄书。巴金的第一次抄书是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抄的是《夜未央》和《告少年》,那是在反动统治时期,巴金尚有人身自由。而巴金第二次抄书,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巴金已经丧失了人身自由。但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巴金总是以书本、以文学濡养着自己的精神和生命。他在文革中之所以没有自杀,这也是原因之一。重要的还在于,此次抄录、背诵《神曲》,不仅使巴金度过了生命的暗夜,更是巴金走向思想解放的起点。“……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经过十年动乱那可怕的一场大梦,巴金自豪地说: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这是从读书,读《神曲·地狱篇》开始的。这个开始当然是相当沉重的,沉重得以人格的丧失为代价。那时,巴金在牛棚里当着地地道道的机器人,而且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做着机器人,当他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他开始借着但丁的诗句进行自己的思考,直至回到他自己。后来又有一次与但丁的相遇——巴金获得但丁国际奖。这,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了。

    “经过我这里走进痛苦的城,经过我这里走进永恒的痛苦——”但丁在《神曲》里这样写道。巴金走出牛棚之后,所有的痛苦都变成了财富。尽管,的确有人想用地狱痛苦来惩罚那些不安于现状的人,但巴金像历史老人那样预言:我相信会有新的但丁写出新的《神曲》来。而这部神曲已经由巴老的如椽大笔写了出来,它就是说真话的书”——《随想录》。不过,准确地说,它不是神曲,而是人曲”——一个大写的人、历史的人掷地作金石声的心中的呐喊。

  (来源:《人民日报》/唐宋元 2003年11月09

中国现代文学一代宗师巴金先生在上海逝世

    汉族,1904年11月生,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

    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回国后,从事文学创作。1935年至1950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1950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1953年9月后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学》主编。1962年后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7年至1983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83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2005年10月17日19时06分在上海逝世。>>

    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表,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我的心里怀着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我想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再让任何人拉掉别人的一根头发。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这个名字不仅代表了一名作家和一千余万字的作品,他更是一种象征、一座丰碑和一份良知,是20世纪中国的青春精神和现代性的象征。

    他的作品历经了几次变化:上世纪30年代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激烈的情感喷发出对不公正社会的痛恨和对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而后,他对现实又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开始关注小人物的生存悲剧,发表了《憩园》、《寒夜》等感情更蕴藉、思想更深刻的作品。文革之后,出版了拷问自我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随想录》。

    中国现代文学一代宗师巴金先生19041125出生于四川成都,20031125是老人99岁生日,按照中国民间习俗为百岁寿辰。 

钱,是用来买书的

南方网讯  汽车库、储藏室、阁楼上、楼道口、阳台前、厕所间、客厅里、卧房内……在巴金偌大的寓所内,曾经到处是书。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他的藏书之多,在当代文人中,恐怕无人可比。

  藏书多,自然在于书买得多。

  巴金胞弟李济生曾谈起四哥爱书、买书的情况: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1·28’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去了他的住处,收藏的书也随之毁了。习惯已成,兴趣所在,书慢慢地又积累起来。去日本小住1年,就买了许多英日文版书带回来。有的名家作品他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译本。住屋几乎全放满了书。解放后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内四壁皆书,客厅内也顺墙壁一溜立上4只大书橱,连走廊上、过道上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元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蔬菜吃了。这两只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第2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巴金买书真的没商量。

  在现存的300多封巴金与萧珊的通信中,有不少内容是关于寄钱买书的。1949920巴金书信萧珊:昨天刚寄出一信,今早又收到你的信了。我还没有到开明去拿钱,过两天我会去拿的。其实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钱,不过来北平一趟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去送人,我自己也想买几本书。从中可以看出,巴金这时在北京,准备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金已寄信嘱萧珊汇钱来,等不及又发信回去。

  这是一封巴金写于1956623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这次买书较少,已寄了几包回去,大概还有几包。已寄了几包回去,还有几包,这还是买得少的,那么多的呢?可以想像,巴金买书有多。这次寄信的地点也是在北京。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去北京,没有一次不买书回来的。琉璃厂、王府井,都是巴金必去的地方。(编辑:祝乃娟)

[巴金]《随想录》

  南方网讯  文革之后,噩梦虽过,悲恸难忘,整日面对最亲爱人的骨灰,巴金的晚年总是生活在沉重的心理氛围下。

  于是巴金开始了写作《随想录》,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项大工程,从197812月到19867月,耗费了整整七年的时间,终以煌煌五卷四十多万字的巨著,奉献给人们一部这个时代说真话的大书。它渗透了老人晚年的真实思想与感情,写出了一个中国知识份子近四十年来心路历程的伟大忏悔录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象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巴金

  人们习惯用浩劫来形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确,那种类似于宗教崇拜的狂热和疯狂的造神中所展现的人性的丑恶是怵目惊心的,是与现代文明,乃至近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可以说它的发生与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直接的联系。并同时反映出人性层面的丑恶。而审视知识分子在这幕历史活剧中的表演,挖出隐没于文化和人性深层的原因,便是我们这个多难民族具有类运动免疫力,在此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老的《随想录》结束了一个迷乱的时代,而开启了一个寻找与叩问的时代。这是一部由150篇短文组成的散文随笔集,写作时间是19781987年,当时虽然浩劫已去,人文环境相对宽松,但说真话的权力却是有限度的。巴老是勇敢的,也是真诚的。而这种勇气和真诚便来自一个从事创作五六十年的老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种脓血。巴金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走出历史的荒芜,他没有醉心于苦难中的甜蜜,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和谴责者,而是把自己连同历史一起押上审判台,他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他解剖着自己,同时解剖着历史,他要找出附于文化与心灵上的毒疮与脓血,为一个民族清算历史,找出通向未来的道路,他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他写这部散文集已不存在任何功利的目的,正如他在五个集子的合订本的序言中所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无所求也无所惧,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在遭压抑太久之后终于爆发了。在种种的压制、报复与恐吓中,他还是以惊人的意志记下了他人生最后的忏悔。这是一颗高贵的灵魂,他容不得些许的微尘。六十年的写作生活并不使我留恋什么,和当初一样,我并不为个人的前途担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出来,虽然只有这么一点点,我总算说话算数,尽了职责。我们该为善良的老人庆幸,命运给了他时间,让他给自己的创作生命写下一个完美的句号。同时也给中国作家打制了一个楷模式的人格形象。

  读《随想录》,已经没有《家》、《春》、《秋》里充满激情与青春的激越的文字,已不再会为那近乎直露的浩荡的情感所淹没。然而它的平静而沉实的笔调,却正适合了一个历史老人忏悔与批判的深度和智慧,也有人说《随想录》的笔调太平谈,忽略了文字技巧。我想以老人的段话来回应:我的写作的最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举在头上’……我不会离开过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话。

  对于这样一个善良而真诚的老人,我们还苛求什么呢?如果说文革十年中,在强权和非理性泛滥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集体缺席的话,(当然,除了那些独举此火的勇士如顾准张志新等)巴金老人就是在给自己补课。然而实际上有许多人并没有把这一课补上。而我想,只有把这一课补上,这种免疫力才能深入我们民族的血液,使她永远远离历史的歧途。对于我们,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我们,这本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章的博物馆,也许就是最好的教材了。(编辑:祝乃娟)

《激流三部曲》

 

《家》《春》《秋》

    南方网讯  在巴金众多的小说中,由《家》、《春》、《秋》三部长篇组成的《激流三部曲》,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巨制。其中,第一部《家》不仅是巴金文学道路上树起的第一块丰碑,也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杰作之一。

  《激流三部曲》的创作过程长达十年。第一部写于1931年,以《激流》为题,从当年418日起,到第二年522日止,断断续续地在上海《时报》上连载了一年多,19335月出版单行本时,作为《激流》之一改题《家》。《春》的写作从1936年开始,在《文季月刊》上连载了十章,后因刊物停刊而中止,直到19382月才写完,单行本同年4月出版。《秋》是19397月至19405月一气写成的,这段时间每晚写五、六个小时,边写边送印刷厂付排,5月初结稿,7月即出书。

  以自己生活过十九年的封建大家庭为素材,写一部控诉旧家庭的罪恶,展现自己的社会理想的系列小说,在巴金的心中酝酿了多年。

  在现代文学史上,揭露封建制度的弊害,是许多作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象巴金这样旷日持久地坚持表现这一主题的作家并不多,象《激流三部曲》这样从内部对封建家庭作集中而又深刻的成功描写的大型作品,更是罕见。撕开封建家族制度虚伪的面纱,显露它吃人的本质,并明确揭示它木叶黄落的穷途末路,是巴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特出贡献,也是《激流三部曲》最杰出的思想意义所在。

  《激流三部曲》不仅展现了封建家庭内部的罪恶和腐配、倾轧和迫害,还着力表现了青年一代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的觉醒和对封建势力的不妥协斗争,满怀激情地歌颂了他们叛逆封建家庭、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

  《激流三部曲》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份珍贵的艺术记录。作为向封建势力讨还血债的檄文和鼓舞青年掌握自己命运的号角,它对于三、四十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冲出旧家庭的藩篱,走向革命,起到启蒙的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激动着许多中国的和外国的青年的心。

  凝聚着巴金的经历和感情的《激流三部曲》,是巴金在坚实的生活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的结果。题材的熟悉,感受的深切,爱憎的鲜明,为巴金得心应手地发挥自己卓越的艺术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三部曲中,真挚浓烈的爱憎感情,随着流畅而充满抒情气质的文字跳荡,以生活中熟悉的人物作根据塑造的那些艺术典型,鲜明生动,对客观现实的细致描绘,构成一幅幅真实感人的生活画面。这部巨著的成就,标志着巴金现实主义创作的新高度。

《巴金家书》



  
南方网讯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怀念萧珊(代序一);再忆萧珊(代序二);一九四九年;巴金致辞萧珊(99北平);巴金致辞萧珊(920北平);一九五O年;巴金致辞萧珊(1030北京);巴金致辞萧珊(111至满洲里列车上);巴金致辞萧珊(119莫斯科);萧珊致巴金(1121上海);一九五一年;萧珊致巴金(528上海);一九五二年;巴金致辞萧珊(211北京);巴金致辞萧珊(212北京);巴金致辞萧珊(214北京);萧珊致巴金(215上海);巴金致辞萧珊(218北京);巴金致辞萧珊(218北京);巴金致辞萧珊(220北京);巴金致辞萧珊(221北京)等。(编辑:祝乃娟)

巴金谈文学创作


  ——答上海文学研究所研究生问

  南方网讯  早春,一个雨雪霏霏的下午,我和文研所其他几位同志一起,来到老作家巴金的寓所。七十八岁高龄的巴金到客厅门口迎接我们。他身穿棉衣,虽然年迈,但思路十分敏捷,记忆仍然清晰,亲切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问:您的文学创作活动开始于何时?最早采用的文学体载有哪些?在《文学旬刊》上署名佩竿的诗和小说(一九二二年)是不是您最早的创作?

  答:我最早写的长篇小说,是一九二七年写的《灭亡》,当时住在法国蒂埃里堡,有苦闷无处发泄,心里有很多话要说,就进行了小说创作,一九二八年写成,登在《小说月报》上。一九二三年我在成都还写过一个短篇,叫《可爱的人》,寄给上海郑振铎,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上。一九二四年,我还写过一个反战题材的短篇,投给《小说月报》,给退了回来。当时的编辑也是郑振铎,没有采用。在这之前,我还写过一些诗歌,发表在《文学旬刊》和《妇女杂志》上。

  问:刚才您说过,您的第一个短篇是一九二三年写的,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是三十年代前后开始的,是不是这样?

  答:不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应该说是《灭亡》。我在一九二七、二八年写了《灭亡》,一九二九年写了《洛伯尔先生》几个短篇,写了一本《死去的太阳》。一九三一年写得最多,写了《家》等好多作品。

  问:请谈谈您在创作前的理论准备和艺术积累上,对哪些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著作感兴趣?您喜欢文学史上哪些方法、流派?

  答:这个问题回答不出,因为我不是准备好去做作家才去读各种书,才去写作。我是在生活中有了切实的感受才要抒发,要表现,有兴趣就多写一点,没有兴趣就少写点。

  在创作长篇小说之前,我倒是翻译过一些东西,譬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还有高德曼的《论现代戏剧》,发表在开明书店编的《一般》和《新女性》杂志上。

  问;迄今为止,您对自己的作品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是哪些?

  答:三本比较满意的书是《家》、《春》和《秋》,还有《憩园》和《寒夜》。在我写的小说中,有一些作品因为我对里面的生活不熟悉就写得不好,如《火》我就不满意,又譬如《萌芽》也是这样。相反,非常熟悉的题材就写得比较好些。

  问:您是一位有着鲜明个性特征的作家,您觉得您的个性气质对您的文学创作有哪些突出影响?您怎样看待作家个性气质和自我完善的问题?

  答:我的作品整个儿就是个人对生活的感受,我有苦闷不能发散,有热情无法倾吐,就借文字来表达。我一直要求自己说真话,要求自己对读者负责,至今我还觉得自己过去有时做得不好。

  我喜欢俄国作家赫尔岑,他的文字带感情,很感动人,我喜欢这种带感情的文字。

  我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是文学和人的一致,就是说要言行一致,作家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写的要一致,要表现自己的人格,不要隐瞒自己的内心。

  问:您是采用外国题材最多的一个现代作家,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答:我在外国生活过,对外国的生活熟悉,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怀念那段生活,当我开始创作的时候,因为国民党限制很严,文字检查,我就用外国题材来借古喻今,借外喻中,那时的一些短篇都是反映欧洲生活的,象《洛伯尔先生》、《房东太太》都是这样。

  问:在小说《灭亡》《爱情三部曲》中您塑造了一些理想化的人物,如李静淑等,他们有没有模特儿?他们所组织的宣传、罢工、暗杀、辨论等,在生活中有没有真实事例?

  答:这个问题在小说总序中已经谈过。作品中的人物,生活中都有影子,对《家》里写的生活我比较熟悉,原型较多,就比较真实,不熟悉的编造的成份就多一些。

  问:您的前期创作活动持续了二十余年,为什么在一九四六年后暂时停止了?

  答:我在一九四六年底写完《寒夜》后,当时忙于搞编辑,搞翻译,事情很杂、很多,而写作的时间就少了。

  解放后我想换支笔,写点新的生活,这要花时间去深入,去了解,去熟悉,但是,社会活动多,深不下去,写作也就有限了。

  问:请您谈谈自己选材、构思、描写的习惯与体会。

  答:这个比较难说,最初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要走文学道路,家里希望我学工,然后扬名显亲,可是我走了另一条路。我说过《家》里面高老太爷和觉新两个人完全真实的,觉新就写了我的大哥。我对那些生活非常熟悉,写的时候比较顺手,很快就把那些人物都写出来了。我写的时候不是苦思苦想编造出来,我有生活,有感情要发泄,就自然地通过文字表现出来。

  问:您的小说创作几十年来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注意,您认为哪些关于您思想与作品的评论研究文章是较深入的?

  答:很难说,我看得不全。陈丹晨的那本书送来后我也没有时间仔细看,只把书中一些和历史事实明显出入的地方指出来,但也可能有些未看出。作家和评论家都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家以现实生活为题材,评论家以作家作品为题材。研究的对象不同,评论家研究的是作家和作品,作家研究的是生活,都有自己的观点,独立思考。写书总是写作者自己的观点,我不好说别人这样写那样写。研究我的专著,听说南京有人写,四川也有人写了。

  问: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您同哪些作家的交往对您的文学创作活动有较大影响?

  答:我平时也不大出来参加什么会议和活动,就关在家里一个人写。都由我的一个朋友和文化界接触,他在开明书店工作,我写了什么就交给他带去,编辑部有许多要求通过他转达给我。

  我喜欢鲁迅的作品,愿意追随鲁迅的道路。初期,郭沫若对我有影响,不过是在一个短时期内,我喜欢他的《女神》、《三叶集》,后来茅盾的作品陆续发表后,我也开始喜欢他的作品。

  在现代作家中,曹禺、沈从文、靳以和我是比较熟悉的。

  问:您在一九七九年和法国《世界报》记者谈话中,谈到您读了托尔斯泰给罗曼·罗兰的长信,很爱感动。您能具体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答:是的,当时罗曼·罗兰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他看到托尔斯泰在文章中否定了整个欧洲的文学艺术,甚至连莎士比亚、贝多芬也否定了,感到十分痛心,于是就写信请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长达三十多页的信复他,说艺术的目的不是别的,是为了促进人类团结,为了使人变得好一些、善一些,是为了对人类进步有利,是为了教育人。美和善是统一的。我当时看了十分感动,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托尔斯泰的话是很有意义的。我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不是玩弄什么花样,靠什么外加的技巧来吸引人,要说真话。艺术应该对社会改革,人类进步有所帮助,要使人们变得善一些、好一些,使社会向光明前进,我就是为这外目的才写作的。

  但是托尔斯泰走到了极端,他连莎士比亚、贝多芬也否定了。我却认为文学这个东西的社会意义是不能否定的,它是对人类进步起作用的。

  问:您说过: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就是让人物自己生活,作家也在作品中生活。您能具体谈谈这个问题吗?

  答:我认为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作家要写他所熟悉的生活,让人物按照自己的路子自己的个性发展。我记得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说过: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人物在五分钟以后会说什么,我惊奇地跟着他们。我不象茅盾那样写过详细地提纲,当然各个作家的习惯不一样,我是按照自己的生活积累和感情一下子写下来,着眼于人物的命运,人物自己活动起来。我把文学作为武器攻击我的敌人,攻击旧制度。我在《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专门讲了这个问题。现在有人把技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我不这样看。我写小说就是要让读者了解作者的意思,要打动读者的心,不让人家知道怎么行?让人家看不懂,就达不到文学艺术的目的了。

  问:您最近还在写作吗?

  答:是的,我还在写,不过身体不太好,写字困难,写得比较慢。

  (原载198241《文学报》第5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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